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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是一种社会生存状态，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是一次让我们更深刻理解人类与数字技术关系的时代契机。2月28日，全球开放型研究平台罗汉堂邀请到传播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一起跨界研讨。这一场研讨会由罗汉堂高级顾问、资深媒体人周健工主持，嘉宾是罗汉堂秘书长、经济学家陈龙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泳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严飞副教授，中科院心理所副研究员周洁和伦敦大学学院数码人类学博士后王心远。这也是国内最早开始思考数字技术与社会学科关系的研讨会，通过学科跨界共同寻找人类在数字时代生存发展的方向。 在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泳教授就疫情期间的信息过载引发的”信息恐慌“提出三管齐下的建议，需一，重视互联网平台的把关人作用；第二，保障媒体的正常信息供应；第三，在社交媒体上用优质信息来淹没虚假信息，同时，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 对于信息管控的未来趋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则认为，未来，再中心化的方式会取代之前的去中心化的态势，将整个信息集中在官方媒体的平台，来进行扩散和传播。 严飞认为数字化时代下的疫情除了会导致学习行为发生改变和社会情绪会大面积凝聚，还深化了新家庭主义。“新家庭主义”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阎云翔教授提出的，指的是家庭成员更加倾向于回归家庭生活，增进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度和凝聚力，这一概念有别于1990年代年轻人喜欢表达个体主义，原子主义，而主动选择脱离家庭。在隔离期间人和人没办法见面的情况下，家庭之间发生了比往常更高频的视频通话，从原来一周一两次的电话通话到现在家人之间一天一两次的视频交流。这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数字技术深化了新家庭主义。 在人类与数字技术的情感连接方面，中科院心理所周洁副研究员对比了人们在疫情发生的“昨天”“今天”“明天”，她认为，人和数字技术在疫情前有感情上的联系和交互，但数字技术并没有真正走入人们的情感世界。人们的情感只依赖于线下的网络，线上只是促进了人们在线下网络更好的、更频繁的连接和互动。 在疫情当下，两者的情感联系更加紧密。线下的网络被迫中断，人们通过线上网络弥补线下缺失的情感。周洁还肯定道，疫情会加深人与数字技术的情感连接，未来人与数字技术的关系，将会沿着这个方向演变。可以在设计的时候多用拟人化的方法，让数字技术更好地陪伴人类。 此次疫情不仅检验了中国数字化基础设施以及数字渗透程度，还见证了在数码时代人的存在方式，人的交往方式，以及人对自己的定义。研讨会上，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博士后、数码人类学学者王心远解释道，人类社会的存在是虚拟的，人类文化的进步依靠人强大的处理抽象虚拟信息的能力。技术只是让人和人连接，为人类生活提供各种各样的场景。人是社会化的动物，永远依着在社会关系中，技术在连接人类的同时，被人类驯化。 罗汉堂秘书长、经济学陈龙教授从“+互联网”还是“互联网+”两个概念出发表示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成本跟信息的非排他性，两者的结合给人类带来史无前例的参与感，也就是数字技术的普惠性，这也是人类拥抱互联网的原因。最后，陈龙教授还表示，技术不会改变情感、商业、信息的本质，但是会改变方式、内容和效率。 数字技术打破了原有的边界。疫情让人们经历了一次线上生存的集体压力测试，疫情期间表现的种种社会关系，也让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技术，技术正变得不那么外露颠覆性，而是与人更深地交融在一起，显得“驯化”；人与技术的情感连接更加牢固；在信息恐慌传递中人们提升素养；居家隔离中出现新家庭主义。未来，罗汉堂将携手更多的全球社会科学家和实践者，研究数字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应对最重要的全球挑战，着眼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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